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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理想主義遠去之后
大學變遷受到兩重力量的影響，除了整個社會基礎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定位。中國大學的新一輪洗牌和格局調整即將開始。
關于大學，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一句名言婦孺皆知：“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校長說這番話的年代是1931年，當時，高等教育正逐步趨于現代化。如今，大師輩出的時代已經遠去，取而代之的是“兩院院士”、“千人計劃”、長江學者；大樓興建的時代已近尾聲，將近20年的“產業化”讓大學在物理形態上一日千里。
曾經，人們以“象牙塔”來描述大學在社會中的存在狀態，它營造出的氛圍充滿理想主義情懷，與社會生活保持適當的疏離和超脫。其實這更多的是一種美好想象。大學與時代和社會變遷從來都不是“二元結構”，每一代的大學生都在追求自身價值與社會主流價值的契合。比如80年代的理想主義與整個社會的活躍思潮，90年代的多元分化與市場經濟改革，2000年后的就業焦慮與社會資源分配的失衡，大學與社會，始終都是一種共生關系。而今天，我們依然能從大學內部生態及其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系看到中國社會的演變路徑。
功利性讀書
近20年，對社會結構影響最大的高等教育改革莫過于擴招。1999年之后，大學開始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招生人數從不過百萬發展到了現在的700多萬人。更多的人能夠從大學教育中受益，但大學生群體之間因學校所處等級產生的分化也更明顯。大學的去精英化定位并不表示精英的遴選需求發生了變化，反而有加強的趨勢。每一年，以北大、清華為首的幾所頂尖高校在搶奪各省“狀元”時不遺余力，就是要確保不受擴招的“稀釋”影響。
接受大學教育的人群基數增大了，而最優質的高校資源依然集中在幾個地方的數十所學校，“985”、“211”這樣的標簽自然就是甄選人才最重要、最易辨識的參考指數，被社會認同，因而被學生向往。這也是考研人數持續增加的原因，2016年，這一數字已達177萬，大學分等，學歷含金量也分等，所以，部分在就業競爭中并不具備優勢的大學就成為了中學的延續。
在網絡上，曲阜師范大學、煙臺大學、聊城大學和青島農業大學被戲稱為中國四大“考研基地”，所謂“考研基地”，是指這些三本院校考研的氛圍異常濃厚，很多人從大一開始就以等待“第二次高考”、跨越到名校為目標，他們用四年的復習去換取更有含金量的學歷背景。曲阜師范大學是最早被注意到的“考研基地”，2004年，因為《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讓這所學校陷入了輿論漩渦。考研率最高的是化學院，接近70%。這所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因此受到了小范圍追捧，其所在的山東是高考大省，競爭異常激烈，每年有很多高考失利的學生都會選擇這所考研率高的學校作為踏入名校的跳板。按照其管理者的說法，曲阜師大也因此在高校和研究機構中名聲大震，“全國只要有研究生點的院校和科研機構，都有我們師大的學生。”
201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達到765萬人。原本吸收應屆畢業生的主力―民營企業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下，已經很難產生充足的市場需求。就業形勢對大學的“調節”作用無疑是最直接的，每一個大學生不得不以職業規劃為中心度過四年時光，名校生早早開始準備考托福、雅思，在國企、外企尋找實習機會，而對那些受益于“擴招”進入大學的人來說，考研就是最好的出路，可以讓他們延遲進入就業市場，避開同等學歷者中更為優秀的競爭對手。
布告欄、公共空間的信息傳播是觀察大學精神生活最直接的窗口。現在，每一所大學的食堂門口、宿舍樓下，都能看到糊了一層又一層的考研、出國輔導班廣告，畢業后的去留成了大學生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它所導向的功利性讀書是近十余年來“大學之道”最大的變化。
心理格局延續競爭狀態
另一個對大學影響最大的政策則是公務員考試制度。
1996年，大學畢業生開始不包“分配”，到2000年，“分配”全面停止，改由學生在市場上自主擇業。自主擇業不僅改變了人才流動機制，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人們對知識的態度、大學生的精英自我認知及其與體制的關系。而公務員考試無異于續接了傳統社會的“學而優則仕”，大學生與體制之間的通道重新通暢、明確。
盡管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早在1994年就已經建立，但真正成為大學生進入國家機關序列的主流選擇是在2006年《公務員法》確立之后，考試形式開始固定、錄用機制也更趨于公平、透明。在階層固化、“知識改變命運”神話破滅的社會背景下，公務員考試提供給大部分出身平凡的人加入體制的最后機會，完成身份、階層轉換，實現主流社會認可的知識“變現”。所以，一些理科生會在高考填志愿時，選擇更便于考公務員的法學、管理學等文科專業。“國考熱”也從未降溫，每一年都會出現幾千個人爭一個職位的景象。
“擴招”、“國考”，前者淡化了大學生的普遍優勢地位，而后者又給予他們重新確立自己傳統精英屬性的機會，政府、公權力依然是社會的主導力量，這決定了進入體制的動力并不會減弱。大學生就會成為整個社會中相對保守的群體，對穩定、編制的追求壓倒創新和活力。
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都會面臨理想主義消退的轉型，而對于今天的中國大學來說，經歷了80年代的激情、90年代的多元之后，功利主義的追求已經趨于穩定，未來也很難看到重新打破秩序的可能。
而更重要的是大氣候的變化對大學生心理結構的影響。他們在物理空間上已經脫離了中學，但在心理格局上卻依然延續著高考狀態，一種難以松弛的競爭緊張揮之不去，與自我、與他人的關系都處在兩陣對壘的情緒中。
近幾年，大學生殺同學、室友的案件越來越多，而且原因也更加匪夷所思。從2004年的馬加爵案開始，幾乎每一年都會發生校園血案。2013年，復旦大學宿舍投毒案引起轟動，已經被執行死刑的上海醫學院研究生林森浩將其實驗用的劇毒化學品注射到了飲水機中，導致同宿舍的黃洋身亡。庭審中，他辯稱動機只是“愚人節”的作弄。人們除了驚愕于一名已經27歲的醫學院高材生對生命有著如此兒戲的態度，更感慨同學之間的關系變得如此扭曲―“感謝室友不殺之恩”。今年已經發生多起在校生謀殺同學的案件，其中兩件都與“唱歌”有關，分別發生在四川師范大學和昆明理工大學，嫌疑人與被害人都曾經產生過節，根據已經披露的信息，“在宿舍里大聲唱歌”成為矛盾激化的源頭，利器相向，最終導致悲劇。
極端事件當然是個案，但大學生的普遍焦慮感是一個事實，大學生患憂郁癥、自殺的數量都呈上升趨勢。他們在心理上未完成社會化，而不得不提早準備向職業化過渡，這是無法解除的內心重負。
師道尊嚴瓦解了嗎？
大學內部生態發生變化的另一面是師道尊嚴的衰微。
在今天的大學，老師與學生暢談歡敘、共同錘煉學問的場景已不常見。除了上課，老師遠離學生的日常生活，即使保持更多聯系的輔導員，也只是負責對學生進行紀律上的管理。與此同時，教授群體的權威也在大打折扣，一些技藝不精、缺乏實踐經驗和務實精神的老師淪為“磚家”，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潛規則以及學術造假和論文抄襲的泛濫，高校領導貪腐事件都讓為師之道蒙灰。
青年教師對于大學生無疑有更直接的影響，相比于功成名就的教授，他們要承擔更多的教學任務。他們自身的生存狀態和職業晉升決定著一所學校基本格局。這一群體被稱為“青椒”，由于收入、職稱天花板的限制，他們的職業并不像自己預期或外界看來那樣光鮮，盡管與前些年相比，“青椒”的待遇已經獲得了很大改善，但是在職稱評定上變得更難有突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錯過了事業單位福利分房的年代，必須應對社會高成本的壓力。
職稱、收入的壓力促使他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學以外的領域。2007年，中國政法大學一名青年教師寫給女兒的信在網上廣為流傳，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給女兒辦戶口時的無奈與周折，稱自己“無能、沒本事、沒錢”，無法給女兒更好的生長環境。幾年之后，當《南風窗》記者去采訪他的時候，這位老師的生活已經發生了連他自己也不曾料想到的變化，女兒不僅順利落戶，而且能享受到專門從香港帶來的奶粉，去迪斯尼游玩。這一切都是因為除了學校的基本工資，他從出書、給培訓機構講課中獲得了更大的收益。從這名青年教師的境遇可以看出，這一群體的更多獲益并不是產生于教學。他們只能將重心放在發論文、爭取科研項目、聲名擴大后有更多的商業性講課上。他們作為研究人員的身份遠比師者的身份更重要。
這一改變幾乎在重塑大學里的師生關系，即使老師和學生有更多直接聯系的研究生教學中，兩者之間的尊重和 傳承也在發生變化。以科研項目為紐帶，師生之間的關系更加趨于公司化，尤以理工科專業為主，研究生將導師稱為“老板”，老師與學生之間更像是企業內部的管理系統。能夠給學生帶來實際利益的老師自然就能獲得更大的尊重和服從。
去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孫家洲在網上公開發出《為斷絕本人與新招碩士生郝相赫的師生關系告學界朋友與弟子的公開信》，稱學生郝相赫在微信朋友圈中對學界前輩閻步克先生和韓樹峰先生無端嘲諷，有鑒于此，他宣布與郝斷絕師生關系。當時引起了人們對于學界規矩和尊嚴的探討。盡管這次事件只是涉及到學術爭議和表達不同意見的態度，但也表明，當師道尊嚴并不僅僅是建立在學識和品德之上，而有了更多復雜的利益因素時，帶來的必然是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不適感。
大學與社會的互動
按照傅斯年那一代人的看法，大學對社會最重要的貢獻在于樹立榜樣，以影響社會風氣。這樣寬泛的界定適用于開啟民智、憂以天下的時代。而現在，大學的理想功能更在于為社會提供經濟、科技、文化各領域的智識和創新成果，也就是說，大學不僅要與社會保持一種密切的互動關系，更要有超越、引領性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展最快的IT和電子商務等領域，大學已經落在了時代潮流之后。高校的相關教材往往還停留在更早的水平。2016年5月，著名經濟學家巴曙松在一次論壇上稱，中國高校金融專業教材已經落后現實五年左右。大學的理論建設、相關實踐與社會脫離，而另一方面，某些領域的社會經驗被重點強調。
過去幾年，中國電子商務的爆炸式發展改變了原有的經濟形態，大學里的基礎理論也很難保持同步更新，部分高校也從中看到了電子商務對拉升就業率的作用，近10年，開設電子商務專業的大學越來越多，截止到2015年，有電子商務專業的高校有381所。相應的，“淘寶班”也開始出現于大學校園，2009年，義烏工商學院率先在全國高校中開設淘寶班，招收了4個班級共120名學生。最近幾年，“淘寶班”這種模式被更多高校效仿。
現在，“雙創”成為大學生社會實踐、大學與社會互動的新趨勢，與僅限于職業院校的“淘寶班”相比，“雙創”對高校的影響面更大，幾乎每所高校都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創客空間和創新基地，不少大學還增加了創新學分，以示重視。與10年前大學與市場中人才需求脫節的狀況相比，這樣的糾偏可以幫助對接，但一種熱潮的形成必然帶來某種取向的扭曲。最近，山東建筑大學被曝出，畢業生為了取得學校規定的“創新學分”，紛紛到校外的打印社制作各種假證書向學校交差。該校學生在校期間必須要完成創新學分，否則就畢不了業。而“雙創”對于大學氛圍構成的影響是更務實還是更浮躁，也值得深思。
過去20年，除了“擴招”、“產業化”、“國際化”，中國大學最重要的實體變遷就是興建“大學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院校調整，有關高校開始大手筆“聚合”，“大學城”也因此誕生。目前，全國40多個城市都已經有高校云集的大學城，這些大學通常位于遠離市中心的區域，高校自成一體，外面一片荒蕪，90后、00后的大學生很多都是從農村走向農村，新校區與老校園之間的底蘊和文化也被割裂。
大學變遷受到兩重力量的影響，除了整個社會基礎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定位。大學如何在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之間取舍，如何既保持精英遴選機制的暢通又能擴大全民教育水平，如何在院校均衡發展的基礎上辦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這些問題都在左右著大學的走向和未來。最近，教育部宣布《“985工程”建設管理辦法》《“211工程”建設實施管理辦法》等一批規范性文件失效，并稱中央會將“985工程”、“211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特色重點學科建設”等重點建設項目，統一納入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中國大學的新一輪洗牌和格局調整即將開始。
作者：張墨寧 摘自《發現》
| 來源： 時間：2019/08/17 |  |
